当然，合宪性解释方法的弹性也总有尽头，如何把握其界限，还有待对我国司法实践做进一步的观察和总结。
如序言第四段第一句（国家）努力帮助民族自治地方加速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暗含着要求包括中央在内的上级国家机关从人、财、物、硬件、软件等诸方面施惠的要求，[69]对民族自治地方而言则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利益诱导。[21]第四，宪法序言是宣示国家最新顶层设计宣示的重要规范载体，迄今三次涉及序言部分的修正均体现为对最新大政方针宪法化需求的回应。
[67] 第一，通过主观层面的引导性机制实施。不过，这也并不能必然如凯尔森般得出（序言）通常并不规定对人的行为的任何固定规范，因而也就缺乏法律上有关的内容，具有一种与其说法学上的性质倒不如说是意识形态的性质，如果将它去掉的话，法律的真正意义通常也不会起丝毫变化的结论，[49]因为序言本来就在内容和表现形式上同凯尔森把所有评价标准和意识形态因素从法律科学中清除出去的基础目标和认知互为龃龉。[72] [英]约瑟夫·拉兹：《实践理性与规范》，朱学平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第49页。[56]因此，该句序言执行性效力应径由其在具体法律关系和制度环境中所对应的第六章中的特定条款而实现。[50]总之，不具备执行性效力并不影响序言第一段、第三段第一句和第六段的规范性效力的发生。
[30]第三，序言的法律效力及其发生机制有别于正文条款，但目前学界关于序言效力发生的具体机制问题大多语焉不详，而这一困境又在关注更少的《民族区域自治法》序言效力论域中被进一步放大。但是这三个条文仍主要作为宣示性条款出现，并未对实现团结的具体制度路径问题作出规定。中国要消除民法根本说已产生的和将会有的不良影响，让人们真正信仰和坚持宪法根本说，在促进法学学术进步和促使宪法充分实施两方面都还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
由于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因此，宪法保护便成为对财产保护的前提和基础。他认为相对于私法对权利的保障而言，公法对权利的保障是更为重要的。学界认为，任何法律都具有公的性质，宪法和民法都是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组成部分，但两者的法律位阶是不同的。(一)民法优位说 民法优位说是一些民法学者在对待宪法和民法的关系上的一种立场，这种观点认为，相比较于宪法和其他法律来说，在保障公民权利、建设法治社会方面，民法应该处于一种优越地位。
中国现代化的法律规范，必须以私法基础和公法优位的原则展开。实际上民法的命运与宪法命运是分不开的。
其主要观点大致又分为民法基本法说、民法根本法说、民法权利法说等几种主要的观点。总之，在依宪治国的背景下，学界要寻求共识，将宪法精神体现在民法典编篡的过程之中，排除各种非学术的干扰。根据宪法实际上表明了立法者的一种宪法义务，即接受宪法的约束，依照宪法制定法律，并遵守宪法，履行维护国家法制统一的义务。另一方面，20世纪50年代仍然是建立国家秩序的时期，在国家体制的塑造中民法并不是国家建设的首要任务。
在民法典编篡问题上，我们需要打破学科界限，同时关注国际学术界的新的理论发展动态，不要仅仅囿于本土化的法学问题。因此，宪法作为根本法的价值体系与规范体系成为整个法治进程与法律体系的基本命题，民法生活应体现宪法精神，远离宪法并不是民法学发展的主流。《民法通则》第1条明确写本法是依照宪法制定，确立了民法通则的宪法基础，也为宪法学与民法学的交流提供了话语体系。20世纪50至70年代的宪法与民法关系 在20世纪50年代，宪法学者们坚持宪法是国家和社会的根本法的观念，没有探讨宪法与民法关系。
其中包含的民事法律规范所依据的原则规定及民事法律方面的具体规定，就是民法的重要渊源———我国《民法通则》就是根据宪法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制定的，其他民事法律法规也必须遵循宪法的有关规定，以宪法为法律依据。当然，在强调宪法根本法地位时，宪法学界也关注宪法与普通法律应有的界限，即宪法中只规定立法原则，宪法不能代替普通立法。
但由于否定公法与私法的界限，在一切国家生活公法化的趋势下，民法问题无法进入宪法学体系之中，二者仍处于相互隔绝状态。《民法总则》(草案)正征求公众的意见。
从总体上看，20世纪50年代的民法学研究主要受苏联法学的影响，是主要围绕苏联民法著作、论文的翻译与学习。1982年12月4日新宪法(82宪法)颁行，包括民法在内的普通法律要体现82宪法精神。民法、宪法平起平坐论违背文艺复兴以来社会发展的基本方向和法治的精神。当时，笔者提出的基本看法是，从物权法在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的地位、性质、功能与社会效果来看，在《物权法》第1条中明确写根据宪法是必要的，其理由在于:①作为基本法律，在立法目的上明确写根据宪法是其法律性质的要求;②有利于全面地表述物权法的基本价值，有利于从整个法律体系的角度理解物权法的性质;③有利于从宪法秩序的角度评价物权法存在的社会价值与功能。(二)宪法、民法同位说 宪法、民法同位说是部分民法学者在处理宪法与民法关系时所持的观点。3．民法权利法说 在部分民法学者看来，民法的核心就是权利，民法以保护权利为根本归宿，一言以蔽之，民法就是权利法。
当时宪法学者一致认为宪法是国家根本法和母法。进入 韩大元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宪法 民法 。
《物权法》制定过程中的宪法与民法关系 随着2005年的《物权法》草案的合宪性争论，宪法与民法关系重新成为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无论是民法基本说，民法根本法说或者宪法—民法同位说，其理论论证的背后存在着民法功能的过于自信，也就是过分强调民法发挥宪法功能。
在75宪法、78宪法下形成的民法秩序要向新的82宪法秩序转型。彭真在1981年5月召开的民法座谈会上提出了民法起草与中国实际、民法的立法与宪法关系等问题。
《民法总则》(草案)第三章规定法人，第四章规定非法人组织，同时在法律上把法人分为营利性法人和非营利性法人，并规定社会团体的地位与职责等。公法、私法两极化划分的种种说法将法律间的形式方面的差别夸大为性质不同，凭空想象和虚构公私法划分的价值，过度诠释私法自治，并将其作为民法与宪法切割的理由，这些都脱离了法律生活的实际，偏离了建立健全法治秩序的要求。学者们普遍认为，宪法在一国的法律体系中具有根本法、高级法与统帅的地位，包括民法在内的其他法律不得与宪法相抵触。(3)征收征用条款不当论 这种观点认为，从法律性质上来看，物权法属于私法的范畴，调整的是平等主体之间的人身和财产关系，而征收征用问题则是一个公法的问题，涉及国家权力机关和公民私人财产的关系问题，因而，在一个以私法为根本特征的法律中，试图解决公法上的问题，则存在着明显的不当之处。
要坚持学术共识与法律常识，加强理论论证，尊重学术逻辑，开展学术对话，推动法治的发展与学术的进步。民法所调整的市民社会，为社会整体的二分之一(另一半为政治国家)，因此民法是与宪法相并列地存在，高于其他部门法，为根本法之一
二是针对私主体之间权利义务的考察。[26] 第6条规定：除经国会同意外，平时在本王国内征募或维持常备军，皆属违法。
[7] 将普通法作为否决英国议会向殖民地课税的依据，是税收义务具有宪法界限的重要证据。[24] 【日】木下太郎：《九国宪法选介》，康树华译，群众出版社1981年，第25页。
他们首先驳斥行政课税（executive taxation ）的正当性，认为不合宪、无效，应放弃或者撤销。Where a statute is against common right and reason the common law shall control it ,and adjudge it to be void, See Charles F. Mullett,Fundamental law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1760-1776,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33,p106、107。盖因台湾地区宪法释义学本土化程度较低，较多依赖外国宪法。摘要: 对基本义务适用何种审查标准取决于基本义务的宪法位阶。
卢梭为基本义务的宪法位阶提供了有力论证，是义务宪法界限的强大思想基石。[15] 【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213、221、220页。
结语 基本义务的双重属性决定了对基本义务不仅仅适用基本权利限制之法律保留原则，进行宽松审查，还需将人权保护纳入基本义务的审查中，适用国家保护义务理论，进行严格审查。运用基本权利限制原理，适用禁止侵害过度，进行宽松的合理审查。
[2] 有学者从根本上否定基本义务与基本权利限制之间的关系，只同意公民基本义务的履行会造成对基本权利的限制，并进行了颇为详细的论证。把我们和社会联结在一起的约定之所以成为义务，就只因为它们是相互的。
